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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实世界的局限虽然可以分类,但

08-23 116 个性说说
少许用处的。这就是少为人知的adverse possession 法例。一块土地是我的,我向来不用也不管。你占而用之,过了若干年,我没有向你提出通知或警告,在法律上你可以申请而占为己有,我的所有权就失掉了。
    卷三是分析制度安排的,「公司」在这里的看法是一组织(organization),其成员一定多过一个人。这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奈特的芝加哥大学传统与高斯的伦敦经济学院传统了。这传统关注的组织问题很重要,曾经静寂过一段时日,但自五十年代的反托拉斯研究与六十年代的合约研究兴起后,从组织的角度看公司卷土重来,大兴土木,今天参与者甚众。是的,公司组织是今天新制度经济学的热门话题,文章目不暇给,不能尽述。这里我只环绕著自己于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性质》(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the Firm)说一下。
    卷一第一章第六节指出,经济学所说的均衡是指一个假说有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含意,而不均衡则是指这样的含意不存在。一个假说的含意若是模范两可,不可能被事实推翻,就不可以验证,没有解释力。不均衡的「理论」是没有解释力的。这样的不均衡是因为理论的约束力不够,不能肯定地约束行为。要使不均衡的理论变作均衡理论,我们要补加条件来增加理论的约束力。在经济学上,这些补加的条件是局限条件——在科学方法论中称作验证条件。
    卷一写到需求定律的变量与不变量的选择,读者开始叫观问题是:为什么历史上我们看到的政制五花八门?是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会出现那种政制呢?说来话长,这里不能多说了。
    那七二年的文章解释了盲婚是父母不容许子女选择配偶,从而较为方便地增加家庭的财富;解释了童养媳是提早收购,价格较低,购入后自小培养比较听话、服从;解释了扎脚是为了恐怕外家引进的媳妇逃走,而农业操作之外的家务、纺织等工作,扎脚为害不大。这里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的旧家庭中,一家往往有多个成员,但成员之间的财富产权却没有明确的划分。是长者的产权,但长者之下的成员就没有明确的产权划分了。这样,成员竞争使用或享受一家之内的资产,没有产权的划分会导致租值消散。减少租值消散的办法,是论资排辈。这是以人权划分权利代替以产权划分权利,但毕竟享受权利是被划分了。
    能知半夜事,富贵万千年。要是我能事前知道每项调查研究所需的时日与后果,学术生涯何其写意!但件工合约(piece- rate contract)我事前知道是比较重要而又容易的。是的,只有件工我事前准确地肯定是好投资。问题是当年身在美国,那里因为三十年代工会的反对与后来的最低工资法例,件工在那里少见。一九六九年回港度短假,简略地查询一下;一九七五年回港度长假时,玉器市场与件工合约是我集中的两项工作。
    你可能认为,既然是同一大厦,又是一家大名的百货公司,其中百货的百家商店除了牌子不同外,其实是一间百货公司。但美国的购物中心(shopping center)有类同的安排,只是地价相宜,不向上空发展,建筑物有别,「中央」不易统一收钱,不分派服务员工。
    你可能问:「如果我的劳力市价真的只值月薪一万,为什么那位在私营机构工作的旧同学,本领和我一样的,月薪还有三万呢?」让我告诉你吧。那位同学的机构减了工资,解雇了部分职员,可以守一段时期。但如果经济没有好转,或不加工同酬,或不改变经营,工资一定要再减,否则在竞争下该机构会倒闭。
    农业搞包产(即承包责任制——responsibility system)是比工业远为容易的。农业的生产程序远为简单,土地的划分易于明确,而大致上土地是不会贬值的资产。农业承包还有一项方便之处,那就是昔日人民公社之后的生产大队、小队、小组等的队长与组长,一般而言,都按著职位的排列而获得或大或小的土地承包,减少了队长们的反抗。
    朋友,你知道答案吗?让我告诉你吧。我那块钱既可看为购买那孩子的劳力投入,也可看为购买皮鞋的光泽产出,二者只可选其一,任君选择。但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例如有一个中间人,付钱买孩子的劳力时间,然后将擦亮了的光泽卖给我,投入与产出之价就分开了。这是第五章的一个重要话题,暂且按下不表。
    票不可以乱投,更不可以凡事皆投。好些人认为普罗大众的知识不足,投票所带来的后果,事与愿违,是投票的不足之处。这当然是可能的。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事项可以投票决定,什么不准投票,要有清楚的划分。这是一个国家的宪法精神所在。然而,精彩如美国的宪法,因为权利的界定略欠清楚,违反个人权益而不应该投票的事项,屡有投票之举。一九七五年美国西雅图考虑租金管制,请我作专家供词。我说租金收入是私产业主的权利,管制租金是对私产的侵犯,违反美国宪法。那次讲得顺,西雅图租管不成,但我认为主要是支持不足,政府不想管。几个月后,三藩市通过租金管制,法庭说没有违宪。
    撇开竞争使用毫无约束的不存在的公共产不谈,不管书本或历史怎样说不同产权的安排数之不尽,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划分只有三种方法。其一是以人的等级排列划分;其二是以管制法例划分;其三是以资产划分。第一种莫名其妙地被称为「共产」制度;第二种印度盛行;第三种就是私有产权制度了。
    七十年代中期,我以两个略为不同的版本发表了上一章提到的关于座位票价的文章。该文结尾处我提到香港置地公司在六十年代时,其商业楼宇的租金比竞争者供应的大约低百分之十,目的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排队」。我的阐释,是香港置地要租客遵守使用楼宇的规例,交租准时。其含意是监管租客的行为有(交易)费用,而低于市值租金的差距,可以看为交易(监管)费用的节省。香港置地公司是英资,其监管费用比华资的高,而该公司的物业一般是高档的。高档物业的租金「偏低」,利于管理,举世都有这样的倾向,不是香港置地的发明,但因为是英资,他们在香港的租金偏低较为明显。
    其二,高斯指出列宁(N. Lenin, 1870- 1924)认为一个国家就是一家大公司。这样看没有错,而以公司的有形之手的推理来支持公有或共产制度最有分量。然而,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公司或生产组织,经理要靠无形之手(市价)的指引才用有形之手指导生产,而生产要素的拥有者有自由选择合约的权利。
    其二,上述的分析是假设产品市价不变及其他合作的生产要素之量不变。如果我们让市价及其他要素转变,分析就变得相当复杂,是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还是向右下倾斜的。
    其二是史氏有一个微小的忽略,严重地误导了后人。他说佃农分成是百分之五十归农户,五十归地主。这可能只是例子,但后人却认为是一般性的实际规律,以致米尔(J. S.Mill, 1848)认定佃农分成是风俗习惯,不能以经济理论分析。后来马歇尔(A. Marshall)作今天大名鼎鼎的《经济学报》的首任编辑,其一八九四年创刊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法国的佃农制。作者H. Higgs 只调查了一个农户,其分成率竟然刚好是五十、五十!虽然Higgs 指出这分成率在真实世界有变化,但他还认为主要是风俗习惯决定的。
    其二是真实世界的局限虽然可以分类,但零散地数起来多如天上星。问题就是这样了。价格被管制,这个局限再不能用,要解释管制的效果行为,你要补加其他的。现在我免费把所有局限放在你的面前,你怎样选?为什么你选甲不选乙?有关的局限是从何而定的?
    其三,工资在竞争下的厘定,当然与劳力的供应有关。上述的工资等于边际产值作为一个均衡点,是厘定了的工资。劳力的供应曲线无论怎样画都会穿过这一点,因为产品的市价已反映著市场整体的需求与生产要素的供应。有垄断性的产品市场或有垄断性的生产要素市场会有变化,其复杂性这里不分析了。
    其三也麻烦。以生产的预期变数(variance)代表风险,而如果分担风险是选择分成合约的理由,那么分成约订后,每个人的预期收入变数是要下降的。然而,从一人独收到两人分成,每人的收入变数下降,但再多人参与分成,每人的收入变数不变。这是说,以变数量度风险,风险规避只可以解释两个人约订分成,但不能解释两个人以上,而农业之外的分成合约,多于二人参与的有的是。
    其他生产要素或资产的成交讯息费用与劳力有类同之处,但因为性质不同,其交易费用也有差别。在美国,一所独立房子的出售往往需要一年半载的时间。类同的房子的价格差数比劳力的为小,但因为价值比雇用劳力高得多,房子的成交买卖双方都要多花时间找寻、考虑。价值较高的物品寻觅时间较长的论点,是史德拉(G. J. Stigler)的贡献。
    其一是鲁宾逊夫人(Mrs. Joan Robinson)的发明。这位当年牛津大学的主将是个师级人物。她采用的劳力量度是以效率单位(efficiency unit)算。一个小时的工作,甲产出是二,乙产出是四,那么同样工作一小时,甲是一个单位,乙是两个。这量度是为了保存纵轴的同样工资,一个小时甲的所得只有乙的一半。骤眼看来,虽然量度单位不同,这效率单位与每件产品算工资一样:生产力高一倍,单位与工资多一倍。
    奇怪,我这一辈的经济学者,越退休之年的多向国政理论打主意。没有谁得到大成果。不是没有理论,而是理论纷纭,莫衷一是。现在逼著轮到我,怎么办?告诉你吧。
    奇怪,无效率或不可取的合约安排起自史密斯,虽然他没有从合约的角度看。他是从制度的角度看,差不多,因为制度也是安排。以农业为例,他指出古时的奴隶制度最无效率,因为奴隶喜欢吃越多越好,工作则越少越妙。于是佃农(与地主分成)的制度就代替了奴隶制。史密斯认为佃农制度也不善,因为收获分成等于地主抽税。他说教会抽税百分之十也有明显的不良效果,地主分成百分之五十,其不良效果更不言自明。史氏跟著说,比较有效率的固定租金制度,逐渐代替了佃农制度,因为农户交了租金后,不用分成,尽取租金之外的剩余,生产意图就增加了。但史氏又认为,固定租金制也有不良之处,因为租期不够长,农户的安全保障不足。他认为近于永久性的固定租金制度是最理想的,而这后者制度是英国独有。是的,史氏认为英国的农地租用安排是欧洲最先进的。佃农制度当时在法国盛行,而英、法在历史上互相敌对,英国比法国先进是英国学者的传统看法。
    汽车是我的,我有权借给你用,或租给你用。你借用或租用我有权约束你的用法,你不守信在原则上我可以诉之于法。这是我的私有(决定)使用权与转让权合并的行为了。
    且让我从一个简单的例子说起吧。你拥有一间二千平方米的房子,住的只有你一个人。这是你的鲁宾逊世界了。在这房子内,使用全由你一人决定。睡房要多大,床放在哪里,书房与桌子怎样安排,工作室又要怎样,等等。用途项目的增加,或一项用途增加上限,其他用途会受损。房子的最高用值,是每项用途的边际用值相等。这里房子只有你一个人使用,你要怎样安排使用就怎样;不用市场,也不需要政府策划,达到最高用值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时代是转变了。什么边际分析、极大化、变量与不变量等思维,史前辈当年是管不著的。是很浅的学问,但与世事连接起来,没有读过经济的不容易明白,而不用方程式或曲线图表,纯用文字表达颇麻烦。至于在卷三开始分析的产权与合约理论、价格管制与租值消散等,相当复杂,再浅也不会浅到哪里去。
    然而,我们这里的兴趣是从生产的角度看公司的组织。那是另一回事了。可不是吗?原则上,一个生产组织可以没有商业注册,所有参与合作生产的成员各顾各的自负盈亏,又或者每成员各有各的商业登记,自交商业税。资产负债的界定与生产组织的界定不是同一回事,前者明确,后者模糊。一个生产组织的范围往往无从界定,除非特殊情况,我们不知道公司是什么。这是说,从生产的角度看公司,我们不能在真实世界指出一家公司从哪里起,到哪里止。果园与蜜蜂是好例子。果园的主人聘请养蜂者传播花粉,可以采用工资合约,可以采用租蜂合约(实际上二者皆有,租蜂远为普遍),也可以采用分成合约(原则上可以,但没有见过)。是一家公司还是两家?从税务的角度看,一个商业注册(牌照)是一家,两个注册是两家。但从生产的角度怎样看呢?
    然而,有些地区的经济盛衰就不能著重于货币量的增减那方面看。香港是一个例子。一九九六年末与九七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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