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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所有的局限约束

08-23 148 个性说说
者分不开。
    (一)基于马歇尔(A. Marshall)的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的剪刀分析,传统的看法是价被管高于市,有「过剩」(surplus),低于市,有「短缺」(shortage)。按这分析,「过剩」是供应量大于需求量的差距,「短缺」是需求量大于供应量的差距。然而,需求量与供应量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意愿」之量,并非真有其物。于是,「过剩」与「短缺」也是经济学者脑中的想像,在真实世界不存在,从前没有,以后也没有。既然我们不可能望出窗外而有机会看到经济学者所说的「过剩」或「短缺」,只靠言之凿凿来作科学验证是没有内容的。
    (一)萝卜与棍子在观察上无从分开(只是说工毫无约束地竞争使用,其价值(租值)烟消云散。中国的经验与我一九七○和七四年提出的关于租值消散的分析,却说这样的公共产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可能存在。租值消散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公理下,减低租值消散必定会导致约束竞争行为的游戏规则。这些我分析公海捕鱼时说过了。
    究竟是工人聘请经理,还是经理聘请工人,是三十多年前我提出的问题,到今天还有争议。从合约与法律上看,经理是雇主,工人是雇员。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经理的存在是工人的需求,而更重要的也是市场顾客的需求。说是工人或顾客「聘请」经理不是错误的理念。是谁聘请谁不重要,重要的是经理人的存在是因为要减低交易费用。(谁聘请谁的话题后来伸展到资金拥有者的参与——这方面我没有跟进。)
    旧礼教家庭的瓦解是缓慢过程。我自己的双亲是盲婚的,父亲年青时长辫子,母亲婴孩时扎过几天脚。他们是大乡里出城,二十世纪初期到香港的工厂作学徒。我出生时父亲自修懂英语,重视西方的科技文化,信基督教,所以没有把我看作他的私产。母亲没有读过书,但她是我平生遇到的最聪明的人。她对我关怀备至,喜欢要我躺下来,坐在身旁对我细说中国旧家庭的往事。她详尽的描述与精辟的见解,促成上节提及的我一九七二年发表的文章。
    就土地而言,在法庭的裁决上,所有权的概念到今天还有我两次公开说香港将会有十年以上的经济衰退,而这衰退是与九七回归无关的。一九九八年我再说,香港政府当时决定的公务员加薪百分之七点二与势在必行的强积金,将会火上加油,导致灾难性的发展。这些推断不用水晶球,也不要需要碰巧,而是摆在眼前的局限转变不容许其他看法。
    然而,真实的世界复杂。可以独立界定的公司常被中间人、工作外判等左右,不同机构的经理之间普遍有合约关系,而任何一种生产要素往往有变化不同的合约安排。这些复杂的变化使我们无从把一家公司的范围界定,不知大小,因而不知公司是什么。有趣的是,这些使我们不知公司为何物的复杂变化的产生理由,与我们解释公司的产生完全一样:要减低交易费用。
    让我把公海改为大湖,有鱼可捕,是不需要人工繁殖或饲养的。如果这湖是我的私产,要商业捕鱼为利,我雇用捕鱼的劳力工作单位之量,是边际(捕鱼)产值等于工作单位的时间薪酬。因为边际产值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平均产值曲线也是向右下倾斜,但在边际产值曲线之上。捕鱼的总收入是平均产值乘以同期的总工作单位,而薪酬的总支出是边际产值乘以同期的总工作单位。前者高于后者,其差别就是同期的租值了。大湖是我的,我有权决定捕鱼的人数多少(工作单位之量),捕鱼者的劳力薪酬是竞争下的市价,租值是我私人的收入权利。为了争取最高的租值收入,我会以合约的形式约束捕鱼的人数与薪酬。社会与私人成本没有分离,而租值在我手,不会消散。
    让我从最简单的例子说起吧。一个小农户以自耕地种植,把农产品拿到市场出售。成交有合约,没有结构性,不言而喻,用不著写出来。顾客给钱农户购物,好不好吃顾客自理,这金钱代表著的价是合约的农户收入条款,农户生产要素的使用条款是不存在的。在这安排下,我们可以指出三点。
    让我们从房子与大厦的例子转到一个社会的整体来看使用权吧。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所有的资源都是私产。混合的产权制度自古皆然,虽然不同社会的私产比重差距往往很大。当然,不管产权的制度怎样,只要我们能考虑到所有的局限约束,尤其是交易或政治费用的约束,在定义上(by definition)柏拉图情况必然可达。然而,一般观察所得,同样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边际用值,往往有很大的差距。这含意著交易费用(包括政治费用)高得惊人。
    让我们回到本章第二节所说的履行定律,再深入一点地分析交易费用与监管问题。先从书本上所说的工资合约说起吧。工资雇用合约被书本简化为以时间工资购买劳力,不论其他,合约结构是被漠视了的。
    让我们停下来,总结一下使用权、收入权及转让权三者的关系。使用权与收入权息舷相关。资产如果没有任何私人的使用权,就没有从该资产界定的私人收入。另一方面,上文指出,资产的收入权利如果受到压制,以至局部或全部变为是无主的,其使用就会有非私产的性质。有私人的使用权与收入权的存在,不一定有私人转让权——正如大学教授的办公室,是私用而又帮助私人收入,但私用者却不可以租出去。重点来了,凡有私人转让权的资产,在某程度上必定有私人使用权及收入享受权。没有这后二权的资产,出售者没有有价值的资产可沽,而市场是没有人会问津的。
    让我们转到工业去。首先要说的,是最简单的件工合约,如上一章例举的一个人在家斯定律有谬误,可不是说上文第二个基础的版本。)
    上述的史氏之见,对后来的影响甚广。我曾经提及,史密斯对自私的看法,不是天生自私,而是被迫而自私的,有适者生存的味道。上述史氏分析农地制度的演进,其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理念就极为明显了。这理念影响了达尔文(C. R. Darwin, 1809- 1882)的生物进化论与黑格尔(G. Hegel, 1770- 1831)的辩证法唯物论,而后二者影响了马克思(K. Marx, 1818- 1883)。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将会被共产主义淘汰,是淘汰前的推断,而史密斯的制度演进与达尔文的生物演进则是事后回顾的。那是说,后二者不用水晶球。
    上述的推理有两个明确的验证含意。其一是机械越贵重——租值越高——件工会越多采用累进的件工价。其二是发出家庭制作的件工产品,房地与机械皆由家庭负担,件工价会较高,但不会累进。
    上述的选择分成合约的解释,是以有讯息费用的存在而难订或难同意固定之价,代替一九六七年我提出的因为有风险而要以分成合约把风险分担。应该是改进,因为讯息费用的高低及其转变比风险的大小及其转变容易鉴辨得多。当年我没想到,有讯息困难(讯息不对称)订价不容易,而与现成的物品有别,以未来的收入而先订生产要素之价有特别困难。很不幸,昔日的风险与分担误导了后来行内的不少文章。
    上述失业数字的大幅升降不能归咎于政府干预或不干预市场。主要的原因,是员工被解雇后,一时间他的劳力不容易再卖出去。这与任何其他生产要素或资产往往不容易在短期内卖出去一样,只是劳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性质不同,在细节上出售的困难有别。任何市场成交都有合约,但因为没有奴隶制度,劳力的出售不是卖断的,所以雇用劳力的合约有结构性。这样看,劳力不能卖出与房子不能租出类同,只是性质不同,细节上出售的困难有别。是的,空置的房子可以作为「失业」看。
    上述是简化了的传统分析,其架构是可取的。然而,这分析的本身对解释行为的用场,往往受到真实世界有交易费用的限制。传统的分析大致上可用,但要理解合约的安排,以及不同的合约安排对行为的影响,这分析是不足够的。那是说,大致上,工资与租值等作为生产要素的回报厘定,传统的分析是可取的。但经济的行为并不限于工资与租值的厘定,或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少许的分配转变,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不重要,但却可以重要地影响其他的行为或现象,而合约的安排是其他现象中最重要而又精彩的。这后者传统的分析是忽略了。
    上文的结论,是价格管制的理论主要是协助在价管下选择有关的局限条件。因为这类管制各各不同,局限千变万化,这理论要有广泛的一般性。如下三个我们分析过的基础是重要的。
    上文的失业解释可以简化。经济不景,劳力的需求下降,同样劳力的工资下降有不同的顽固性,导致工资差数上升。这差数越大,讯息费用越高,被解雇了的不容易知道自己的工资所值。另一方面,骑牛找马,先接受低薪然后另谋高就,对劳力的资历讯息有负面影响。一个人选择失业,是因为他认为应值的工资其劳力卖不出去,而可以卖出的工资他又不愿意接受。被解雇是解除合约;解雇后找不到新的合约伙伴,是失业。
    上章提到的中国旧家庭就是以等级划分权利。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等级排列的现象与旧家庭类同,只是前者把排列伸展到整个国家。是的,一九七九年的查询,中国的行政干部分二十六级,卫技(即卫生技术)及其他行业有类同的级别,是否党员与党龄多少有排列,每个位置的收入划定,而以职位较高的干部来说,金钱工资只是收入的小部分:房屋、交通、医疗、学校等有不同优待,购物的排队时间可免,物品质量较高而价格也较低。
    生产的收入不能准确预知是对的。一九七二年,艾智仁(A. AAAAlchian)与德姆萨茨(H. Demsetz)联合发表的关于公司组织的大文,也指出凡有公司,剩余收入必定存在,虽然他们对公司形成的解释是与风险无关的。
    生产要素——劳力、土地、工具等——的样子不同,而生产的性能也有别。生产要素与产品之别,是物质上的不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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